“灭火者”说:我们现在就安全了吗?

  ■伯南克 盖特纳 保尔森

  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实施了全面的金融改革,这应该会降低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改革措施使金融机构有更多的资本、更少的杠杆、更多的流动性以及更少地依赖脆弱的短期融资。简而言之,我们今天的金融风险防范制度更加有效。不幸的是,预防从来就不是万无一失的,就像没有建筑物是耐火的一样。

  尤其是在美国,政府的干预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反对,政治家也削弱了风险化解部门应对下一场危机的能力,通过剥夺危机管理者的重要权力以避免未来再行使救助手段。实际上,这些限制措施无论初衷多么好,都有可能使下一场危机变得更糟,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会更加严重。关于旨在禁止救助的立法实际上会在未来可能的情况下阻止救助的想法,是一种严重而又危险的错觉。

  反弹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政府阻止恐慌和修复受损金融系统的行动虽然最终成功了,但并不能保护数百万的人不会因为失去工作或家庭而受到伤害。政府的所作所为确实不可避免地会使许多参与这个支离破碎的体系的人受损,而其中一些人还起到了对金融危机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下一场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非常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加有准备的危机防范体系以及一群更加有能力的危机化解者。

  2008年危机如此具有破坏性的一个原因是,政府从一开始就缺乏强有力的应对工具。我们担心除非华盛顿做出重大改变,否则未来危机的首当其冲者将面临更少也更弱的手段,就像我们曾经做的那样,他们将不得不在危机已经蔓延的时候,游说政客们提升风险化解部门的权限。

  我们希望美国能够为下一场危机做好准备,借用詹姆斯·鲍德温的一句话:“火灾终将到来。”这就是我们认为深刻理解上一场危机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理解的有:危机是如何开始的,它是如何蔓延的,为什么它的影响如此严重,人们是如何努力应对危机的,什么会起作用,什么会适得其反。我们担心一个不理解这场危机带来的教训的国家,注定要忍受更为糟糕的局面。

  其中一些教训是关于预测和预防的,因为将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让危机发生。大多数危机确实遵循着一种相似的模式,因此我们有可能去尝试识别警告信号,比如金融体系中的过度杠杆化,特别是当金融体系过于依赖短期融资时,尤其需要注意这些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属于风险监管措施薄弱并且风险化解途径有限的领域。人们在预判恐慌的能力方面保持谦卑的心态也很重要,因为这样做需要他们预判其他人在整个复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金融体系本质上是脆弱的,金融风险往往会绕过监管障碍,就像河流绕过岩石一样。因为没有可以确保避免过度自信或困惑的方法,所以没有确定的方法可以避免恐慌。人就是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用佛教徒看待死亡的方式来看待危机是有意义的:时间和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是,危机最终会发生。

  2008年金融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危机的艺术和科学依据。人们很难提前预测危机,同样也很难较早知道下一场危机将是一场灌木丛火灾,还是一场五级大火的开始。允许濒临倒闭的公司申请破产通常是有利于经济健康的,政策制定者不应该对市场上的小事件或者大银行的困境反应过度,就好像这是一场灾难的前兆一样。反应太快会鼓励冒险者相信他们永远不必为自己的错误赌注承担后果,从而滋生“道德风险”,这会助长更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并为未来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但是,一旦明确下一场危机是真正的系统性危机,反应不足会比反应过度危险得多,太晚出手比太早介入造成的问题更多,而半途而废的措施只会火上浇油。

  在一场载入史册的危机中,当务之急始终是结束危机,尽管这可能会造成一些道德风险,存在鼓励未来无原则冒险的缺陷。事实的确如此,但与眼下允许系统性崩溃的负面影响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当恐慌袭来时,政策制定者需要尽其所能去平息恐慌,而不是在意政治后果,无须顾忌意识形态如何,也不管他们过去说过什么或承诺过什么。在金融救助中玩弄政治是可怕的,但放任经济萧条只会更加糟糕。

  政治进程的基调是由最高层决定的,在历史上极其危险的时刻,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以非凡的政治勇气支持对金融体系实施备受争议却至关重要的干预措施。虽然我们私下里对国会心存抱怨,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立法领导人齐心协力支持将房利美和房地美收归国有,然后拯救整个金融体系的这种看起来具有很大政治副作用的政策,最终成为美国两党大力支持下通过的最后两项重要立法。2009年的危机和紧随其后的痛苦的经济衰退严重破坏了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我们认为美国政府应对危机的举措表明,当各级公职人员在巨大的压力下为公众利益而共同努力时,很多事情是有可能的。

  我们理解为什么许多美国人并不认为美国政府对危机的反应是成功的,甚至是合法的。因为这些应对方案看起来经常是杂乱无章和前后矛盾的,所以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去探索金融世界里的那些未知领域。我们最初遵循的是传统的策略,但现代金融体系比过去复杂得多,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尝试与提升。我们用我们认为并不有效的工具来艰难地应对危机,然后我们努力说服政客们为我们提供更为强大的工具。我们无法发出有力的号召,说服公众接受对银行的救助或其他有争议的政策,但我们一直在努力告诉外界我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可以做得更好。关于危机的故事是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故事,但从某种程度上看,它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故事。我们相信这更是一个有益的故事。

  (伯南克为前美联储主席,盖特纳、保尔森分别为美国75任和74任财政部长,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自《灭火:美国金融危机及其教训》一书)

责任编辑:张国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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